当谈论2024考古十大新发现 我们在谈论什么？

　　4月24日，2024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公布，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从20个入选项目到最终公布的十大新发现，这些考古新发现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当谈论2024考古十大新发现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意义重大 填补多项空白

　　四川资阳�飨�河遗址距今8-6万年，处于早期现代人演化的关键阶段，特殊的饱水环境难能可贵地保存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信息，是国际罕见的同时包含丰富石器与动植物遗存的“百科全书”式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唯一发现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埋藏一系列国内最早阶段的行为现代性证据。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全景式呈现了早期农业社会的聚落形态和聚落结构，是新时期早期社会结构的重大突破，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普遍不明晰的学术背景下，其为研究早期农业社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样本。

　　而甘肃临洮寺洼遗址，则首次发现了史前时期三重长方形布局的大型“围壕（沟）”，首次发现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大型聚落，首次确认马家窑文化高等级、中心性聚落，这些都为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

　　这一系列的考古新发现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填补了很多国内的空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看来，四川资阳�飨�河遗址的新发现更是世界级的新发现。

　　老遗址的新发现

　　在这次入选的十大新发现里，有一些是此前考古发掘过的遗址。如甘肃临洮寺洼遗址1924年首次发掘，上世纪40年代夏鼐先生主持第二次发掘，距今已有101年。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等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持续研究。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表示，考古是科学研究，尤其大遗址的新发现往往是长期研究的积淀。以陕西宝鸡周原遗址为例，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调查，70年代又系统发掘，持续半个多世纪。过去发现大量零散西周遗迹，但缺乏系统认知。近年重要突破在于运用聚落考古理念，揭开了周原的布局――不仅发现西周时期三座城垣，更找到先周时期大型遗址。“这如同纲举目张，将数十年积累的零散遗迹串联成完整图谱。有了这张图谱，过去零散发现都被激活了。新成果往往能带动旧发现的重新解读。”

　　不仅如此，科学技术的运用也让每项考古走深走实。“比如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过去推测是家族墓地，这次通过DNA研究证实了几代世系和婚姻关系，让推测变成实证。原来模糊的定义现在可以精准界定，这是多学科结合在新时代的深化，更好地解密历史问题，这也是未来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说。

　　进一步实证夏商文明

　　夏商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关键阶段。其中较为成熟的王朝国家形态，正是在夏商更替这一阶段形成的。北京联合大学校长、教授雷兴山表示，此前夏商考古与夏商文明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毋庸讳言，关于夏商王朝的国家形态、文明形态及历史细节仍存在大量空白。因此亟需国家层面的有组织科研，亟需更多实证材料与历史细节来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

　　这次入选的新发现里有两个与夏商有关。一个是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盘龙城遗址不仅是商代早期重要遗址，也是夏商王朝在长江沿岸最早建立的政治中心，是探索长江流域早期文明进程的关键遗址。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可谓是“十年逐一城”。此次新发现极大扩展了以往对城市聚落布局的认识，揭示了城市聚落的阶段性变迁，并由此展现出中原王朝向南的经略历程。而发现的铸铜手工业作坊，更新了过去地方城市不能生产青铜礼器的认识。盘龙城遗址还首次从考古学证据明确夏商时期长江中游水位变化趋势；首次发现长江流域夏商时期石构遗迹，进一步表明盘龙城城市聚落的复杂性和突出规格。

　　“特别是此类石构建筑为长江中游夏商时期遗址中首次发现，其巨大的体量和建设所需的人力、物力凸显了杨家湾地点在整个遗址的重要地位，也表明盘龙城所具有的中心城市的地位。”雷兴山说。

 

　　而在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发现的先周文化大型建筑，是目前所知先周文化规模最大的建筑，首次在一处遗址中发现3座西周城址，大城是目前所见三代面积最大者。两座宏大的城门，填补了以往发现的阙如。东周遗存的发现与美阳地望的确认，也是战国考古的重大收获。

　　“说起中原历史，大家可能认为与夏商无关，实则不然。商文化分布最西端可达周原遗址，这里发现的商文化遗存表明，周原地区在商周之际已是重要文化交汇地。先周文化探索历时百年，尽管传统观点认为中原是周人发源地，但一直缺乏实证。直至近年考古发现，才确认周原确为古公��父迁徙之地。这堪称先周文化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式突破。”雷兴山说。

　　此外，近300字西周甲骨文的发现，特别是西周中期甲骨文、月相、国族名等诸多首次发现，丰富了西周史料，完善了西周甲骨学。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今年入选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不仅为该地区文明演进提供了重要证据。而且也表明中原文明发展的同时，边疆地区也以同样节奏开启了文明进程，且与中原存在密切联系。”四川大学教授霍巍说。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的新发现是近年来西藏考古新石器阶段最重要学术突破，发现了迄今为止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距今4800-2000年）也最为清晰的文化序列，解决了西藏中南部新石器不同阶段的文化格局问题。

　　玛不错聚落演变脉络清晰，各时期的聚落布局和遗迹类型自有特点，不仅填补了高海拔新石器时代人类生存策略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为西藏新石器阶段聚落考古与社会研究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丰富的一批资料。该遗址考古工作结合多学科研究，在古DNA，古人类学，动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等方面实现了全方位的突破。揭示了人类在海拔4400米以上的生态位活动的高原适应性、复杂性和连续性。

 

　　已发掘六年的新疆喀什的莫尔寺遗址，完整揭示了佛教初传阶段的寺院布局演变。第一期（1-3世纪）呈现典型的印度塔院式布局，第二期（4世纪后）在保留塔院基础上，出现了中原风格的殿堂配置，展现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布局交融。专家表示，莫尔寺遗址正好处于佛教初传阶段（约公元1世纪），其布局演变清晰展现文化融合：早期为印度式塔院结构，晋代以后逐渐融入中原寺院格局。这种并存与交融，为佛教中国化提供了重要实证。

　　“中华民族统一性、连续性、创新性、和平性、包容性的特点，正是通过边疆考古得到印证。边疆考古虽起步晚，但在国家支持下取得长足进步。”霍巍说。

　　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滇王”传说，因滇王金印的出土得到印证。霍巍认为，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的突破在于证明了西汉王朝在滇池区域实施的是“郡县制与土官制”并行的治理模式，这种灵活的管理方式非常有效。

　　“河泊所遗址的发现，确认了汉代益州郡的郡治所在。三重城墙、大型官署建筑基址、商业区规划、道路水网系统，加上出土的大量‘滇王与益州太守’往来的封泥和简牍，都将《史记》《汉书》记载的西汉设置益州郡的历史坐实。”霍巍说，此外，出土的汉代官方文书既印证了文献记载，更填补了汉代基层治理的研究空白。过去对“郡-县”一级比较清楚，但“乡-里”层级缺乏实证。“通过这批简牍，我们首次看到完整的“郡-县-乡-里”管理体系。”

　　考古者的脚步叩问大地，在千年尘沙中打捞星汉灿烂的文明图景。这些考古新发现从旧石器时代到夏商文明，从中原地区到边疆地区，从器物到文字，从遗址到群落，我们看到不仅仅是一幅展开的中国历史长卷，更看到了中华民族各个区域的文明化进程。从灿烂的历史中走来，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向未来。（中国经济网记者 成琪）